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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漠漠兮水田，袅袅兮轻烟。布谷啼兮人比肩，纵横兮陌阡。"这首题为《插秧歌》的诗，除去“兮”字，通俗而直白，很像是现代人所写，其实它的作者是位八百多年前的古人，即宋代大史学家郑樵。
对于郑樵，今天大多数老百姓可能比较生疏，但是他很值得我们尊敬。近代学者梁启超曾这样评价：“宋郑樵生左（左丘明）、司（司马迁）千岁之后，奋高掌，迈远跖，以作《通志》，可谓豪杰之士也……史界之有樵，若光芒竞天一慧星焉。”寥寥数语，充满着崇敬之情。
此次笔者随省采风团走进涵江，很自然地想起郑樵，并期望能到夹漈山，看看这位只想写书留予后人不求功名显达于世的先贤，是如何在那里度过的。
郑樵的一生，大部分时间与夹漈山结下不解之缘，因此有“夹漈先生”之称。他在《题夹漈草堂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斯堂本幽泉、怪石、长松、修竹、榛橡所从会，与时逢、夜月、轻烟、浮云、飞禽、走兽、樵薪所往来之地。”人们从中不难想象，这是一处极其偏僻而荒凉的地方，也是古人做学问不受干扰的理想之处。郑樵的巨著《通志》正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850多年过去了，郑樵的夹漈草堂仍在，虽说已经“旧貌换新颜”，但依然像磁石般地吸引着后来人前往瞻仰。
草堂坐落在今天的新县镇巩溪村境内。我们的汽车驶过了白沙镇，沿左侧登山。只见四面青峰叠翠，弯道盘旋而上，好不容易才到了夹漈山顶的一个坳处。遥想当年，郑樵先生来此结庐是何等的不易，其山中的日子又是多么的艰辛。
现在的夹漈草堂，也像成都的杜甫草堂一样，已被改造成砖瓦结构的“郑樵纪念馆”，馆名系当代大书法家赵朴初先生所书，只是这里没有前者的恢宏气派而仍然是座“陋室”。走进馆内，迎面有块石碑，上刻“圣旨”：“诏曰：兴化军布衣郑樵，朕兴学校，重选举，以网罗天下之士，犹具有怀才抱德佚于山林者比，因近臣荐引肆命，召以布衣，对于便殿，敷陈古学自成一家，可授以官庸，以激劝于文学之士也。尔既力于学矣，朕将此观尔有行。可授右迪功郎。”这道诏书无疑是宋高宗赵构下的，时间应是郑樵第二次晋京献书时。
“草堂”前的柱子有一副楹联：“三十年力学不下山，度量包罗天地；五百部著作曾诣阙，精神贯彻古今”，是对郑樵一生卓越贡献的高度概括。正厅有他的画像，两旁的题字都是后来者的赞语。草堂后有一座修于上世纪20年代的胜迹殿，二进，由过厅、正殿组成。正殿上郑樵的塑像，着官服官帽，看来是把他当成神来供奉了，因而有香火，还请了弥勒佛坐在殿前笑迎四方信众。一生远离官场以布衣自命的郑樵，如果走进此殿，看到自己的尊容不知将作何感想。此殿的左边，是两个石砌的水池，称“洗砚池”，据说郑樵曾在这里洗过砚。今人在池边安了一个石雕的龙头，涧上的清泉通过龙嘴顺势注入池中。落水声声，仿佛能穿透时空，让人想起郑樵当年的辛苦与自得。
走出圣迹殿，回望草堂，其背后的山坡上，1997年立了一座郑樵的石雕像。先生左手持书，右手握笔，一副学者的模样，与刚才所见的那尊穿戴官服的神像完全不同，更接近于当年的真实情况，给人以亲近之感。据郑樵年谱记载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年）六月，新任同安主薄的朱熹路过莆田，曾到草堂拜访。郑樵以白盐、白萝卜、白豆腐、荞头等“四白”菜款待客人，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草堂的后山有一条石砌的路，相当陡峭，为了观赏夹漈山的风光，更想体验郑樵当年的生活环境，笔者以一介老翁之身，艰难地登上了顶端的书亭寨。那是一座石构的关隘，隘门上的横梁刻着“山色清芳”四个字，因此又称“清芳寨”。据说是东越吴余善建的。从石寨返回途中，我忽然有所感悟，觉得郑樵当年之所以将书房筑在夹漈山上，与这座关隘，这条山路或许不无关系。因为，这里虽处深山之中，交通却不算太闭塞。住在这里，既可少受乃至不受世上的干扰，也能比较方便地通向山外的世界，例如上京向朝廷献书。
郑樵，无疑是位罕见的智者，他的所作所为，都能给后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，包括夹漈山上曾经的三间草堂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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